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8

倘若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不重合

则它更多地会是一个征服帝国

如刘邦与其军功集团

共同完成对其他力量的征服之后

又逐渐削平有反抗能力的军功集团

君主以军力控制财富就是控制富庶的经济地区

以财富滋养军力

集权性的军事-财政制度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

这种帝国同时

会有更强的对外扩张的冲动与需求

如果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个内敛帝国

君主联合有相当独立性的豪强力量

建立起一个整体性的秩序

如刘秀与其他豪族联手推翻王莽

实现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再匹配

君主与其盟友（亦即其统治基础）

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

这种帝国会更加偏内敛

较少有对外征战的冲动与需求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7

官僚体系的运转基于文书体系

文字因此摇身一变成为支撑官僚制度的工具

官僚治国的依凭首要的是法而不是礼

随着宗法制、井田制纷纷被破坏

西周之“礼”的秩序不再是理所当然

对社会的规范需要通过“法”来进行

郑国正卿子产铸刑鼎是个标志性事件

变法中诸侯国内部的旧贵族阶层被一扫而空

血统不再是地位的保障事功才是上升的阶梯

国人和野人的差异消弭了

战争逻辑也发生变化

战争目的从恢复礼的秩序

转换成了杀伤乃至消灭对方

一旦如此则战争过程的核心

便是人员和资源的动员

各国进入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6

君主可以从私田当中收取税赋

这是一种封建制当中所没有的全新的经济资源

君主再用此一资源来压制此前

始终与自己抗衡的国内贵族

而对耕种私田者来说他们需要安全保护

也需要有力量来帮助组织兴修水利

刚好可以与君主的需求达成互补

于是双方形成了结盟关系

正是通过初税亩政策

贵族抗衡君主的力量开始消弭

诸侯国的内政开始从贵族共和式

转变为官僚国家式

这个趋势在战国时期诸国变法当中越发明显

基于血统之不可移易的贵族地位

逐渐被基于君主意志的军功等级制所替代

李佳薇 - 碧苍

周深 - 若夢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5

儒家所主导的非一神教世界

很重视基于自然过程而形成的血亲/拟血亲

共同体的温情

重视善恶有报的自然伦理

这样一种世界观念充满温情

不会让人处在持续的焦虑当中

而是在符合自然人性的基础上逐渐累积出秩序

帝国也会有其扩张性

但这不是基于一种深刻的精神冲动

而更多是基于现实的物质考虑

就文化的扩展而言

存在的是由内及外尊卑有序的普遍伦理世界

帝国更重视“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这从宏观秩序上已经预设了帝国的地理中心

帝国的扩展半径大致便可以知道

差不多就是秦代所奠立下的疆土

南洋地处帝国控制半径之外

漂洋过海的帝国臣民

不会有建设政治秩序的精神冲动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4

西方人所拥有的超血缘的政治意识

与其出于亚伯拉罕系统的一神教

精神背景直接相关

基督教有着对“独一真神”的信仰

以地域或血缘为基础的伦理观念

在它看来是渎神的是道德与秩序的虚无之所

上帝的救赎便是以善填满这些虚无之所

所以这些地方是要被征服的对象

基督教因此有着很强的扩张性

并且这种扩张性不以任何特定的地理中心为前提

信徒只受到对全知全能

全善之上帝的信仰的激励

这与儒家秩序有很大区别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3

在古代所谓汉人并不是基于血统而获得定义的

历次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中原人

或多或少会混有北族的血统

更何况在西周时

还被视作蛮夷之人的楚人、越人等

进入帝国时代之后就成为汉人的一部分了

在血统上根本无法追溯

汉人是由其遵循的文化定义的

具体来说就是以农耕生活为载体的儒家文化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对农耕的约束

使得人们在长城以北若还想活得下去

就必须游牧化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而一旦游牧化就意味着

必须放弃中原式的人际关系结构、家庭结构等

也就是无法再按照儒家的方式来生活了

等你归来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 tin whistle version by Leyna Robinson-stone

摘自这《枢纽：3000年的中国》12

源自西方的现代法权-价值观念

与法律技术内化于中国的精神当中

只有基于这些现代法权

个体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才能实现合题

普遍均质人民的意志才能外化为一个“法治国”

以平民社会为基础的古代帝国

所走不出来的困境终于获得化解

这些现代法权观念与技术

就像千年前的佛教一样

会逐渐内化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西方的文化也在此过程中突破局限

真正获得其普遍性

欠缺对传统的接续

自我身份会陷入一种模糊状态

欠缺普世民族主义的格局

则无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体量

从而无法理解世界与自己

欠缺现代法权观念

则无法捍卫和兑现每个个体的尊严与价值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1

共产主义-列宁主义逐渐内在

化于中国的政治进程与社会进程当中

并要同时完成那三个彼此矛盾的任务

超强的动员与组织效率

使它能够高效率担纲民族主义

所要实现的动员与组织国家的任务

它将一切民族差异都转化为阶级差异

超越了汉民族主义

让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在阶级话语下

实现了统一

它又始终将自己的斗争

与全世界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来思考

一种超越于中华民族的普遍主义视野豁然展开

共产主义因此成为具有多重历史任务的

“中华普世民族主义”的一个必要介质

通过它共产党人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激情

也获得释放

整个民族由此被彻底动员起来

开始获得精神自觉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0

中国需要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

它需要民族主义以便实现国家的动员与组织

应对险恶的国际环境

又必须能超越民族主义以便打开世界视野

从世界历史的意义来理解中国的位置

使中国作为自变量

参与到普遍均质世界的生成当中去

所谓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还需要在两个层次上完成

一是对汉民族主义的超越

这样才能达成中华民族主义

使传统帝国完整地转型为现代国家

一是对中华民族主义的超越

这样才能打开世界视野

实践中国的世界历史使命

悠久的帝国历史使得中国

也内在地有着一种精神冲动

要从世界历史的普遍主义格局出发来思考问题

Let Her Go - Passenger (Cover by Emily Linge)

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9

汉武帝频频北击匈奴

为筹军费征敛日重

中原小民不堪其扰寻求豪族庇护

豪族社会始兴

两汉去古未远儒术犹重谶纬

豪族在东汉《白虎通》当中获得精神自觉

升华而来的士族逐渐成为帝国秩序的担纲者

其以谶纬之说约制君主的任性妄为

士族在东汉末年的天灾人祸中很快异化堕落

激扬出魏晋风流却也终致神州陆沉

五胡一时大盛

诸胡政权经过不断失败不断摸索

最终在北朝找到了

整合中原-草原的多元治理办法

游牧者主导帝国的军事秩序

定居者主导帝国的财富秩序

以前者为普遍帝国的政治担纲者

以后者为普遍帝国提供赖以凝聚的精神

此秩序一出便迅速外扩终成为恢宏磅礴

气象万千的隋唐世界帝国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8

咨诸中国历史

会发现其经历过三轮半大循环

第一轮是商周的封建社会的大循环

第二轮是由汉至唐的豪族社会的大循环

第三轮是由宋至晚清的古代平民社会的大循环

进行中的第四轮

是由晚清开启的现代平民社会的大循环

它还在循环进程中仍未完结

所以其未来是开放的有着多种可能性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7

儒学将中原农耕世界的传统

发展为一套普遍主义的伦理表达

规范着东亚帝国的正统与天命

起自中原的农耕“普遍帝国”

在面对草原游牧帝国

及至后来面对海洋贸易帝国时

被还原为一个特殊帝国

但儒家的普遍性理想

会力图超越这种特殊性的现实

内在地要求一种超越中原区域的普遍治理秩序

苟利天下，成功不必在我

但能得志行于中国

虽夷狄亦可为圣人

东亚帝国的担纲者在中原、草原间流转

此一流转过程构成中国历史

时间结构的重要刻度

总会有人

True Love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6

天命由德堪配天者担当

周人伐商

打破了商人天命降于一族的观念

由周王来领受天命

领受天命的意涵在于化育万民以成天道

万民与天子因“天命”而联为一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这是一场伟大的精神革命

周天子因此而成为天下共主

成就“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气象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5

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

只有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

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

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

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

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

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中国便有可能被彻底撕裂

这个问题又一次与中国的超大规模相关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4

就物质层面而言

在内部均衡所带来的和平红利下

中国人口过度繁衍

出现大量过剩人口

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一种特殊的困境而无法摆脱

过剩人口带来过于便宜的劳动力

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

因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

中国因此便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

因其以新的技术变迁为前提

而不能从农业经济进展到工业经济

便无法吸纳过剩的人口

中国于是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

有学者称这一状态为“内卷化”

中国由此便有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危险

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

可能会反复上演

いのちの歌 - 竹内まりや

Mariya Takeuchi - A Door of The Life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3

历史运动的主线

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区域的互动关系

西域和高原这两大区域构成副线

它们就像催化剂

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

这样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让各个区域互为条件

构成一个多元共生体系

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

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从多元主体

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

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2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

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

过渡地带分布在长城沿线及东北

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

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

能够带来超越于农-牧的多元治理

使长城南北的紧张关系

转化为统一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

他们对中原的理解能力

使其能够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

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

他们的草原身份

又使其拥有超越于中原的广阔视野

有能力统治儒家文化

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非中原疆域

这是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

摘自《枢纽：3000年的中国》1

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不一致蕴含着风险

诸多国家彼此在经济上

有着如此之深的相互依赖关系

一国的内政行为会通过经济过程的传导

对其他国家政治产生深刻影响

即便是经济活动本身也会外溢出诸多政治效应

如果没有一种超国家的政治安排

来为这些溢出效应提供必要的缓冲

形成制度保障

便有诱发动荡的可能

“繁花版”再回首

南北组合（谢武弟）- 一起走过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