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漫长的19世纪》10

鼓励自由贸易

鼓励就业与工资劳动

鼓励市场经济

这三者综合起来就是

鼓励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壮大

而其真正目的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以税收的方式从贸易、工资

和物权中榨取资源

当然这种榨取不是强行的

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国家建构和机制

通过国家与市民社会“谈判”的方式

以契约的方式达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马克思和黑格尔

都指出过的

正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中

包含着现代统治方式的真正秘密

摘自《漫长的19世纪》9

1688年当英国王权

可能落到天主教教徒手中之际

为了避免反对天主教

法国的“新教国际统一战线”崩溃

尼德兰的威廉三世又是靠着

阿姆斯特丹银行里犹太人

提供的秘密贷款

才出其不意地跨过英吉利海峡

夺取了自己岳父的英国王位

而夺位甫始

由于威廉三世面临着

偿还债务的巨大财政负担

他立即通过立宪体制说服议会

以征收高额消费税来获得财政资源

并以此国税为抵押发行国债

这即是英国此后走向不断发债

不断进行军事扩张的恶性循环的开始

欧洲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

所谓“国会”，

实乃一为确保还款而设立的征税机构

所谓“君主立宪”

乃是限制荷兰出身的君主

及阿姆斯特丹银行无节制地汲取

英国百姓税收财富的制度

星空下的老房子

听闻远方有你

摘自《漫长的19世纪》8

既要随时准备战争

同时又要筹资偿还原来的战争借款

正是这样的情势催生了

英国的垄断公司

1711年英国决定成立“南海公司”

政府授予该公司与西班牙控制的美洲进行贸易（主要是奴隶贸易）

的垄断权

而作为交换该公司

必须认购政府发行的战争国债

进一步政府有权

向南海公司垄断的美洲贸易收取国税

同样也是作为交换

政府则支付南海公司

购买的战争国债6%的年利息

随后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

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得以形成

这样垄断海外贸易的资本家阶级

以垄断贸易公司的方式放战争款

而民族国家以国债和国家税收

为抵押进行战争融资

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由此形成

摘自《漫长的19世纪》7

早期银行家

要想让西班牙国王偿还债务

借款者所能保证拿到的

其实只是随着债务的增加

而日益升高的年利息（年金）

这样一来掌握着

越来越多“调剂债券”票证的批发商

便需要形成一个组织

并且需要按年定期开会

以对越来越多的债务进行清理和管理

因为国王的债务以利息的方式

永无止境地延长

（债务延长而利息随之延长）

所以就奇迹性地

使得不能清偿的债券日益增值

也使得经营债券本身

成为最有利可图的生意

于是从1579年11月21日起

到1621年为止

欧洲的大债券拥有者

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城

定期举办债券年会对债券进行交易

也正是“皮亚琴察交易会”催生了

作为“债券商”的银行家阶级

它也成为世界上

最早的金融巨头的聚会

摘自《漫长的19世纪》6

西班牙统治者

与热那亚商人之间的货币借贷凭证

其实就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债券

产生于1561年被称为“调剂债券”

西班牙国王于1561年至1575年间

曾向他们出让“调剂债券”

也就是说借出的款项原则上

以年金证券（国税预算）做担保

但是放款人有权随意使用债券

热那亚人把债券

卖给自己的熟人和朋友

认购者居然争先恐后

当然热那亚人日后还要买回这种票证

把他们还给西班牙国王

但只是在国王偿还债务时才这样做

（李楚楚）- 《照单全收》

无人之岛

摘自《漫长的19世纪》5

资本产生的最为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是只有当“国家”成为借贷方时

利润和信用才成为可保障的

只有当国家的借贷

成为永久的需求时利润的积累才是可持续的

在民族国家体系出现之前

地中海地区首先出现了

由金融放贷者主宰的“城市国家”

这种城市国家

是“民族国家”产生的必要条件

具有金融借贷功能的城市国家

它们与好战的“帝国”之间

形成的战争借贷关系

这种“狐狸”与“狮子”的关系

最终催生了民族国家

摘自《漫长的19世纪》4

欧洲金融的历史

起码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

圣殿骑士团的产生

这是一个为十字军

筹措战争经费的武装教士组织

1147年圣殿骑士团跟随法国国王

路易七世率领的十字军东征

他们一方面负责保管教会的

各种物品文件

另一方面负责押运战利品

更主要的则是为国王

收税付账印钞追债

为十字军提供给养为王室提供贷款

当然他们要收取18%的“管理费和利息”

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步伐

圣殿骑士团创立了

第一个横跨欧洲的金融网络

教皇从此成为放战争款的银行家

放债鼓励欧洲各路军阀互相杀伐

从此成了教皇统治欧洲的新方式

摘自《漫长的19世纪》3

意大利之所以得以扮演西班牙帝国之

“私人银行”的角色

就是因为现代民族国家必然是

一种由特殊的金融家阶级

和法律官僚支配的国家

国家间的战争

并不是教会发动的十字军战争

也不是私人所发动的

类似海盗的掠夺行为

因此一方面

国家要以“主权”的形式

为战争提供合法性

它就需要一支法律外交队伍

应付宣战停战和谈判

另一方面它还需要一支

庞大的经济财务专家队伍

以对战争经费进行管理分派筹措

对战争资源加以有效组织

特别是对战争债务年利息（即“年金”）

进行清理和管理

（这些债务是永远不可能清偿的

因此只能对其进行年利息的清理和管理）

致力于对战争债务“年金”的管理

这就是现代官僚制度

特别是银行制度的起源

游山恋

摘自《漫长的19世纪》2

西班牙人只不过是拥有美洲白银

却不会经营白银

而懂得经营货币的是意大利人

特别是热那亚人

热那亚商人通过出售白银

在本地尤其在意大利

得到他们需要的金币和汇票

从1557年起西班牙帝国

只能通过热那亚人筹集军饷

热那亚人精明能干

不但把西班牙国王

在卡斯蒂利亚内外的各种资源调动起来

而且把西班牙的

甚至意大利的公共储备集中使用

以保证他们数额巨大的贷款

1579年由于有了皮亚琴察交易会

热那亚人的货币流通体终于组织起来

意大利人通过输送商品白银汇票

乃至西方的全部财富从中赢利

摘自《漫长的19世纪》1

在“教皇与恺撒”即教会与国王的斗争中

正是通过“精明的睿智

以物质财富来弥补权势的不足”

“智识胜过自然，机谋胜过蛮力”

“如果扮演不了雄狮，就扮演狐狸

见风使舵韬光养晦等待有利时机

并且在一切可能之处不流血地

获取权势”等原则的确立

一种政治体制

现代民族国家之雏形得以诞生

同时也标志着一个阶级

现代金融资产阶级

在地中海、意大利的诞生

如果用马基雅维利

那个流传千古的经典比喻来说

就是恐怕没有什么比“狐狸”

更能形容资本主义的“性格”了

亦如没有什么比“狮子加狐狸”

更能形象地说明金融与武力

所推动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崛起”

摘自《漫长的16世纪》28

欧洲各国在1840年左右采用金本位制

这是由于它们在长期的殖民活动

和贸易投机中掌握了

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

而欧洲采用金本位

却使得大批劣质银币涌入中国

同时更造成

大批基准银（纹银）流出中国

遂导致了清王朝的货币体系紊乱

清朝财政因之垮台

此外由于金贵银贱

所以中国产品从此在世界市场上

就“天然”处于竞争劣势

而这一点对当时同属银本位的日本

其实也是一样的

日本之所以能够改变它的银本位制度

就是通过大规模的中国赔款

占有了世界上纯度最高的白银

借以换金

反过来由于库平银

在甲午战争的赔款中消耗殆尽

中国纯银尽失

这样一来对清王朝来说

其财政就从根本上崩溃了

蔡楓華 - 倩影

夜鶯

摘自《漫长的16世纪》27

1895年日本正是在

英格兰银行借款的支持下

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而按照英格兰银行的要求

日本作为战胜国

迫使清王朝将所有的赔款

白银2亿余两全部折合为英镑

存入英格兰银行生息

利用这笔天文数字的赔款

日本于1897年以固定的1∶32

（1日元等于2先令）的金银比价

大肆购买黄金券（英镑）

从而完成了金本位制改革

摘自《漫长的16世纪》26

“世界”并不是需要我们去屈服

臣服认同膜拜的“表象”

而是我们必须努力改造和创造的“对象”

套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

什么是理性

所谓理性

并非指“欲望”“感性”的节制或者对立面

我们所说的理性

乃是一种在时间中

在历史中才能展开的“责任伦理”

即只有那些面对前人的牺牲

感到深深的愧疚

而对后来者怀有巨大责任的人

才是置身于历史中的人

才是置身于真实世界中的人

正是这种愧疚

这种责任、要求、命令我们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

为后来者造福的事业中去

因此只有这样的人

才配称得上理性的人对历史负责的人

只有这样的工作

才配称得上理性的事业

摘自《漫长的16世纪》25

蒋介石对中国

所遭遇危机的认识过于浅显

国民党甚至没有真正认识到

中国所面临的乃是

从基层组织人民进行最彻底的变革“

中华民国”并无独立的国家财政

国家的力量也从未深入广大农村

在《中国之命运》中

蒋介石竟然把抽象的

（甚至是“国民党化”的）

“中国文化”当作建国的基石

这对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而言

无疑显得相当可笑

与蒋介石不同

毛泽东却终于教会那些曾经是

五四“新文化”狂热信徒的中国共产党

“新青年”懂得

唯有从中国最基层建立起

牢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

方才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夏川りみ「愛よ 愛よ」

摘自《漫长的16世纪》24

国家能力持续500年的下降

综合起来说

大致可以从几个去处寻找原因

第一，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

（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第二，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变化

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经济、财政、

司法一无所知

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世财政国家

特别是向民族—人民国家的转换

第三，豪门巨富、新兴外贸商人

与胥吏勾结，土地兼并未能停止

市场垄断复又加剧

导致生产者和小农流离失所

生产力大幅下降

第四，小农丧失土地民兵制无所依据国家

丧失劳动力税收长期无着

税收无着则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

不堪一击

第五，金融业委之于外国

摘自《漫长的16世纪》23

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

更是由新大陆银产量的第一次

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

是世界货币市场动荡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

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萎缩

正好发生在17世纪第二个10年

它造成了白银供应的短缺

导致了中国国内严重的通货紧缩

明代的白银主要靠进口

在货币上是“与世界接轨”

并依赖世界货币市场的

1630年之后

随着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减少

白银短缺通货紧缩扩大

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

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

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

农业灾荒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

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终酿成了导致明帝国崩溃的

经济大危机

摘自《漫长的16世纪》22

明代后期的大饥

是由粮食的过度市场化造成的

即在后一种条件下

大批的人饿死并不是由于单纯的天灾

而是市场上粮食的价格太高

人们买不起粮食导致了大饥荒的爆发

如此才会有富裕地区

卖了豪宅买米吃的“时弊”

也就是说明代的最终崩溃

不是由于经济没有完成市场化改革

或者过于封闭和自给自足

明代后期发达地区所遇到的粮食危机

恰恰是过度的货币化所致

是把粮食生产完全交给了市场

而国家失位造成的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

恰恰促进了这种粮食生产的货币化

它表面上增加了国家的税收

实际上却加剧了农业危机

周杰倫 Jay Chou【蘭亭序 Lan-Ting-Xu】

周深《蘭亭序》

摘自《漫长的16世纪》21

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说

货币一旦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炒卖

货币供应的不稳定

虽然会使得炒家利用其得利

但也会使得定期性的经济危机

不可避免

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

这个实质性的金融问题

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

17世纪30年代的美洲白银供应短缺

会成为明朝垮掉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200年后

为什么1830—1850年间的

世界货币体系

由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转变

也竟然最终导致了清朝的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