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心把过去的制度连根拔起
即使对他在胜利之初
亲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
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那些制度
在中国的官僚倾向影响下停滞僵化
邓小平明白
中国除非参与国际事务
否则不可能继续发挥其历史性作用
邓小平的目标十分明确
韬光养晦，以防引起别国不安
不出头但通过实现社会
和经济现代化来扩大中国的影响
江泽民从对外亲自执掌外交
对内扩大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在他的领导下
人民共和国充分参与国际事务
成为国际政治
和贸易体系中的正式一员
胡锦涛巧妙地平抚了世界
对中国国力不断增强的担心
为后来由习近平阐明的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
中国则偏重概念
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
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
不强敌环伺虎视眈眈
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
只会引起新的问题
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
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
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
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
进而分析它的走向
中国人的思维部分
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
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
美国人对两者
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
俄国发动战争次数之频繁
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大国
但当构成欧洲均势的主要大国战败时
俄国先后抗击了瑞典的查理十二世
拿破仑和希特勒
挫败了单一大国独霸欧洲的企图
俄国的专制体制辽阔的疆域
全球扩张野心以及它的不安全感
这一切均暗示着对基于均势
和克制之上的欧洲传统国际秩序概念
提出了挑战
拿破仑时期标志着启蒙时代的顶峰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从古希腊
和古罗马人那里汲取了灵感
视启蒙为理性力量
这意味着权力从教会
下放到世俗的社会精英手中
而现在又一步步落到了
这位代表全球权力的领袖手里
任何一种世界秩序体系若要持久
必须被视为是正义的
不仅被各国领导人所接受
也被各国公民所接受
它必须反映两条真理
第一，没有自由的秩序
即使靠一时的鼓噪得以维持
最终也会制造出反对自己的力量
第二，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
就不会有自由
即使有也难以长久
秩序和自由有时被说成是
人类体验的两个极端
其实二者应被视为
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美国仍然坚持认为它信奉的价值观在建立一个
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
并保留在全球范围内
捍卫这些价值观的权利
然而在两代人的时间里
从三场战争中抽身后
每一场战争都始于理想主义愿望
并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
但都以国家蒙受创伤而告终
美国面临三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困境
一个是中东混乱的欧亚大陆腹地
一个是崛起而自信的“超级大国”中国
还有一个是墨西哥面临的失败困境
只要我们在进一步军事介入中东时
更加小心谨慎
就可以最有效地应对中国和墨西哥
提出的挑战
也就是说我们
要从伊拉克和阿富汗脱身
越快越好
至于轰炸伊朗一事则绝不可行
1989年民主变革后欧洲东移并重新吸纳了
一些苏联的卫星国
现在则向南扩大
吸收了阿拉伯革命的成果
突尼斯和埃及不会加入欧洲联盟
但他们会成为欧盟深度介入的阴影区
因此欧盟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雄心勃勃
同时也更加庞大笨拙
正如麦金德所说
撒哈拉大沙漠从北部切断了赤道非洲
因此将成为欧洲真正的南部边界
尽管欧洲联盟备受分化
焦虑和与日俱增的阵痛困扰
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
后工业中心之一
因此其内部正在向东进行权力转移
从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到柏林
从欧盟到德国
将成为全球政治的关键
德国俄罗斯和仅有1 100万人口的希腊
将最敏锐地揭示出欧洲的命运
没有哪个驯兽师指挥的动物
比媒体指挥的还要多
只要对那些大众读者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涌塞街道
一根筋似地奔向指定目标
这简直是我能想象的最令人惊奇的
关于思想自由的讽刺画了
从前一个人不敢自由地去思考
现在他敢了却已无能力思考
他对于思考的意愿
其实仅仅是愿意对别人的命令
作出响应而已
却让他感觉自己获得了思想自由
只有从全球视野和三维立体战争的整体性考虑
并运用他们的政治和战略思维
政治家才可以拯救他们的国家
避免在遥远的边缘侧翼陷入左右夹攻
空中力量对海权的弥补意义
及其移动的迅捷性
将成为战争的本质
全球没有任何地区
会因为太遥远而失去战略意义
也不会因为太偏僻
被强权政治的算计所忽视
现实主义是对美国传统的异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
阿什利·特利斯曾这样告诉我
它刻意忽略道德因素
认为在这样低俗的世界里
最重要的是利益而不是价值观
但是现实主义永远不会死
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各国的行为本质
所谓的价值观言论
不过是用来粉饰门面而已
现实主义者重视秩序超过自由
对他们来说后者只有在前者
已经确立后才变得重要
以伊拉克为例
即便是极权主义性质的秩序
也要比缺乏秩序的后果更人性化
民主和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所有国家都禁不住用普世的道德目的
来掩饰自己特定的愿望
很少有人能长期抵抗这种诱惑
承认各国都受到道德的约束是一回事
而利用所谓的‘正义’
在国际关系中谋求国家利益
又是另一回事
世界“是人性中的本质相互作用的结果”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
人性的本质即恐惧（Phobos）
自我利益（Kerdos）和荣誉（Doxa）
要改善世界
我们必须与这些力量合作
而不要与它们对着干
因此现实主义者
接受已经掌握的人类物质现实
不管它们多么不完善
一个现实主义者会通过研究伊拉克
历史上的族群图谱
而不是诉诸西方民主的道德戒律
来预测伊拉克推翻专制政权后
将会有怎样的未来
按照摩根索的说法
良好的愿望几乎与正面的结果
没有任何关系
即使伊拉克将来演变成
一个半稳定的民主国家
或成为美国的准盟友
如此过度的代价仍显得得不偿失
正如某些人指出的那样
坦率地讲很难看到我们的胜利成果
有什么道德价值
不过伊拉克战争倒是打破了
一些思维定式
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
美国在向国外部署军力时
总要得到些道德上的回报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
任何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
标榜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
如果无节制地使用权力
也不一定会形成良性循环
时常“善”无善报
在巴尔干地区刚要再次抬头的地理学派
又被空中力量很快打压了下去
随后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
不断巡逻伊拉克禁飞区
让萨达姆成为笼中困兽长达10年之久
因此美国精英阶层
在对军队的无比威力肃然起敬的同时
也对老乔治·布什和克林顿政府
不在巴尔干使用军队义愤填膺
他们认为这本可以制止20多万人
遭受种族灭绝之害
更不用提发生在卢旺达
百万人大屠杀
这是一种有可能
引向冒险主义的思维定式
事实上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酝酿
当时美军自恃天下无敌
历史和地理因素对它都奈何不得
只要选对时机放开手脚
一举出动地面部队就将所向披靡
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理想主义者
在声嘶力竭激情四射地鼓吹
对海地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
和科索沃使用武力
尽管像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亨利·基辛格这样的现实主义者
极力敦促美国保持克制
他们收到的反馈
却只是越来越多的无情嘲弄
冷战胜利后西方出现的现象
与“威尔逊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许多人认为
只要高举“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旗帜
自由和繁荣就会随之到来
有人甚至建议
非洲也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
全然不顾这里是最贫穷
最不稳定的大陆
更糟糕的是这里有世界上
为数最多的人为划定的
不合逻辑的边界
我们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
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
民主和全球和平
下一步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更为艰难邪恶
会戴上新的面具
多瓦悠人的对话规则和西方人完全不同
我们习惯不打断别人说话
但是非洲习惯不一样
两人对话就好像在讲电话
必须不时以话音打断
辅以声音响应
以确定对方仍在在线聆听
多瓦悠人听别人说话
会严肃望着地面
身体不断前后摇晃
每隔五秒钟便低语
“是的”、“的确如此”、“好的”
否则对方的谈兴便会戛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