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认为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对人类理性的强调源于对人类天性的误解
将部分错当成整体:
“政治理应有所调整
不是让其符合人类的推理
而是让其符合人类的天性
理性只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
而且绝非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因为忽略了更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政治中的推动因素——感情和羁绊
一个人就会错过政治行为
和社会羁绊后面所隐藏的最重要的因素
在一个政治家必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中
许多都源于人性中不那么理性的元素
如果人类只是任由自己的欲求和热情支配
不接受任何约束
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中生活
因此公民权利中的一项
就是让他们的热情受到控制
社会确保其公民享有一定自由
同时也受到一定约束
但至于它们具体是如何平衡的
这通常是审慎而非绝对原则的问题
审慎的目的不是实现选择权的最大化
而是满足人们的真正需求
这些需求来自伯克所描述的复杂
而且多层次的社会
因此他认为权利就是关系
不是个人获得权利
它们描述的是单个人在一个由义务
和权利组成的庞大体系中的位置
并为那个体系和位置提供保护和福利
对潘恩而言所有人的自然平等意味着彻底的政治平等
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决权
社会的形成本身就是由自由个体做出的选择
因此人们带进社会的自然权利就是不受压制
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的权利
每一个人都应拥有按照自己的选择行事的权利
除非他的选择干扰了他人的平等权利及自由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通过政府
来限制其成员的自由
政府只能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
(通过一个政治程序得出)来行事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政治的本质就是进行选择的舞台
而我们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义务
就是尊重他人的自由和选择
在伯克看来
最好的政治变化建立在既定世界最好的一面上
改进它最糟糕的一面
让社会保持原样并变得更好
之所以说这是最好的变化
不是因为我们的传统制度决定了政治标准
而是因为那些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习俗
正好符合这一标准
“这一重要发展并非来自我们的习俗或协议
相反是它给这些习俗和协议
赋予了效力和约束力这也是惯例法
是一个如此有效的变化模型的缘故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日臻成熟
成为合法性政府
虽则在其开始时这种政府是暴力的”
政治家的任务不是让社会
实现某种终极的公正状态
而是创造并始终维持一个空间
让身处其中的人们可以行使自己的自由权
和享受社会生活的福利
弱化黑暗一面的是更加善意的想象而非纯粹的理性
仅靠劝说并不能使我们停止行恶
但是邻里之间的信任与爱、根深蒂固的秩序
与和平的习惯
对自己所属社会或国家的骄傲感
都会让我们不再放任自己
政治家面临的艰巨任务之一就是维持这一平衡
根据对理性限制的认识理性行事
伯克清楚人有着喜好、激情、想象的力量
以及饥渴和冷热感……
他知道形成私人道德基础的规则并不基于理性
即事物主题的抽象特征
而是基于人的天性以及被习惯、想象力
感情和理性等一些特定东西影响的能力
按照潘恩给出的定义
社会是自然作用的结果
而政府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但是人类天赋的权力与限制决定了政府的目的
所以虽然人创建了政府
他们在创建政府的同时脑子里
必须清楚自然的事实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每一个人的天赋特权
保障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和最大限度的利益
因此有关政府的知识
源于通过理性得到的对自然的认识
衡量一个政府的标准
就是它能否真正地尊重人的个体自由和平等
潘恩在《人权论》中写道
在人类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
多半不是政府带来的结果
这个秩序发端于社会的原则和人的天性
它在政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
而且即使政府那一套被取消
它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潘恩将最早的社会视为人类天性的体现
而政府是由人类意愿设计出来的花样
因此会受到不当判断的影响
尤其会滋生权力和贪婪带来的腐败
只有将人视为不同而平等的个体
才能最充分地理解他们
社会和政府是个体的集合
但是这样的集合
从来就无法完全掩盖人本质上的独立个性
人聚集在一起组成社会
让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动机和需求自然
也支配着他们的合作
他们实现了一种相对复杂的社会生活
但同时又不需要政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成功地满足了彼此的需求
在履行职责时变得松懈随意
这时就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
以遏制他们的不当行为
革命包括回复到自然社会
在与旧政府相同的根基上建立一个新政府
只是新政府的组织和结构更合理更公正
在《人权论》第二部的开头潘恩竭力抨击君主政体
自然包括英国的君主政治
此外它还探究了
贫穷和下层人民所遭遇的困难的原因
并为此给出了一个相当有用的模型
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理论家的主要思想
是如何指向并与激进政治后来的形式
发生关联的
潘恩开始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下一步
他主张建立为穷人服务的公共年金制度
提供免费教育
为家长提供公共福利
在议会中增加代表下层人民的席位
实施递进式所得税
他甚至还提出了通过理性与知识的传播
实现世界和平的计划
伯克阐述道
英国政体中世袭原则的重要性
不仅在于维持君主政体
还在于保障民众享有自由和遵守法律
他对英国混合式政体的描述激动人心
认为它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实现了稳定而成功的国民生活
而且逐步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的需求
这足以证明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伯克认为法国彻底推翻当前政体的基础
并没收教堂的财产
不仅打破了政治平衡还毁掉了人民的自由
他们会陷入灾难
麻烦不仅在于管理和执行的混乱
它根植于革命的基本理念
伯克表示,在《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中
随处可见“对基本原则的滥用
它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机构和法规”
包藏着政治灾难的种子
他认为“这份疯狂的宣言”使得法国给自身
加诸了通常只有战争之国才会承受的伤痛
而这份宣言“最后真的可能引发这样一场战争
法国大革命是对自由的致命威胁
维护自由的人不应该对此表示欢迎
伯克认为人类的本质依赖于情感
(而不仅仅是理性)方面的启发和教导
他日后之所以坚持政府
必须按照社会生活的形式和传统
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公正原则来运转
这一想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伯克曾写道:
“在激发我们热情的过程中,
理性的影响力远不及大家通常认为的那么广泛。”
感动我们的不仅仅是逻辑
因此政治必须对冷冰冰的论据之外的东西
做出回应
按照当时爱尔兰跨宗教婚姻的惯例伯克和两个兄弟随着父亲的信仰长大
信奉英国国教
妹妹则是信仰天主教长大
教义的差别并没有在生活中产生实际的影响
这种经历影响着他的成长
这似乎让他产生一种持久的印象
现实生活要比理论上的生活复杂但不是件坏事
他在都柏林有名的三一学院接受了大学教育
在学习经典作品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了
他对现实中共同生活的团体
难以言说的复杂感觉
并培养出对哲学与艺术的高雅品位
他总能看到抽象的
政治理想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差别
他一直认为通过累积的信任、温暖的感情
和自我节制而逐步实现的和解
可以让人们即便在面临社会紧张局势
政治压迫和经济困境时也能共同生活
潘恩出生于英国,后移民到美国
成为支持殖民地独立事业
最雄辩、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后来随着法国革命的酝酿他生活在巴黎和伦敦
以评论家和活动家的身份
成为法国革命事业颇具影响力的支持者
作为一名语言大师
潘恩深信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潜力
相信它可以通过打倒腐败和专制政权
并代之以为人民负责的政府
推动正义与和平事业的发展
他才华横溢充满激情不遗余力地
倡导自由与平等
在潘恩看来政治是由原则推动的
他认为政治体系必须对应着理想的哲学目标
尤其是平等与自由
所有的政治制度不论体制多健全
结构多宏大,根基多深厚
衡量标准都应该
是它们在推动人类的这些基本权益方面的成效
伯克是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政治家、作家富于真知灼见
而且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
将见解用政治辞令表达出来
在那个时代
伯克是英国宪法传统最忠诚且最能干的捍卫者
就其所在国家的制度而言
他是一个耐心而且循序渐进的改革者
还是最早对英国政治中表现出来的
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展开批评的人之一
而且当之无愧是最犀利、最卓有成效的批评者
他提倡渐进的变化
而不是激进或颠覆性的改革
他一直呼吁尊重现存的制度和形式
建设性的变革需要稳定
因此改革者必须始终谨慎
参与英美有关法国大革命激烈辩论的各方
一方要求公正、一方要求秩序
或者说一方代表进步、一方代表保守
与现在许多自由民主国家
包括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各派一脉相承
在两种情形之下
18世纪后半叶参与大争论的各派鲜明地预示了
我们这个时代左右派别划分的关键要素
他们之间的争论不仅仅与美国独立战争
或法国大革命的承诺和危险相关
也暴露出自由主义内部的分歧
所以延续至今,而这种分歧一直都很明显
在18世纪后半叶英美爆发了一场
有关近代自由主义意义的大争论
这一争论自此搭建起英美政治生活的框架
到如今它已经成为人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
美国独立战争是这一争论的具体表现
法国大革命使其进一步加剧
但这一争论在两者爆发之前就已存在
而在它们结束之后依然存在了很长时间
美国的建国理想
得到了某些政治家兼革命家的支持
但他们并不能就这些理想的实际意义达成共识
没过多久分歧就浮出水面
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政治
划分为截然不同的阵营
许多方面一直延续到现在
美国独立战争
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殖民地抗争
催生了一个由信念凝聚起来的国家
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想
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一种急切的现代诉求
通过哲学原则指引下的不屈政治行动
来实现社会进步
这些革命的严峻考验锻造了现代政治的框架